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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切实推进改革是发展转型成败的关键

发布日期:2019-08-11 07:28   来源:未知   阅读:

  11月19日,在第九届财新峰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远程连线会场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过程进行了回顾和展望。

  吴敬琏指出,2012年中共十八大做出了深化重要领域改革的历史性决定,使得中国的发展历程出现了新的转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建立起一个好的体制,或者如习总书记在十九大上的报告所说的,构建起市场经济制度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节有度的现代经济体系。

  吴敬琏认为这一条件已经基本齐备,当前的问题在于对改革能否落实到位,“在这以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陆续发布了在各个领域推进改革的具体方案和指导意见,可以说新体制的设计已经基本齐备,现在的问题只在于能不能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使他们都落实到位”。

  吴敬琏总结道,“总而言之,能不能够有效的执行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的各项决定,确实推进改革,那是发展转型成败的关键”。

  回望中国改革40年的历程,提高发展质量和推进改革开放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两条主线,也是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必须面对的两个基本问题,正确解决这两个问题关系着中国的未来。提高发展质量的实质和核心,是增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对于提高经济效率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是经过一个很长的认识过程的。

  早在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经济建设的十大方针,经济建设的十大方针核心要求就是千方百计提高生产建设流通等各个领域的经济效益,围绕着提高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经济建设的十大方针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建设要围绕提高效率的目标进行,这就为制订经济政策规定了正确的判断标准。

  针对经济增长速度很高可是效率提高缓慢这样一个缺点,认识到需要同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效率和推进改革,这是在1995年制订九五计划的时候才提出来的。1995年首先是国家计委提出来需要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转变,针对经济增长速度很高,但是效率的提高缓慢,因而很难持续的稳定的发展,这样一个缺点在1995年制订1996到2000年的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国家计委提出要把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就是从靠投资拉动增长转变为靠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放到议事日程上来。

  各个方面讨论怎么把这一项要求写入九五计划的时候,我们对于提高经济效率或者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通过总结苏联在60年代末期就提出了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的增长转变到集约的增长,可是一直到1991年苏联崩溃,效率始终没有提高,总结这种经验教训的时候就认识到,经济改革改变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香港马会开奖结果,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制度基础。

  我们认识到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改变苏联式的落后体制就不可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所以中国我们十四届五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就提出了必须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第一个根本转变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第二个根本转变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后一个转变是前一个转变的基础。

  由于第九个五年计划正好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整体推进的改革以后和改革的全面推进相结合的,所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可是到了2001到2005的十五计划期间,经济增长方式出现了回潮现象,在当时提出了所谓产业重型化这样一个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求,同时当时的经济实力也得到很大增强,使得各级政府都可以用海量的投资去进行所谓形象工程,就是造城运动和所谓的政绩工程,就是大量投资建设资本密集型的重型化工业。

  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倒退,出现了粗放增长方式的回潮。

  面对着经济增长方式恶化的状况,在2003到2005年研究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爆发了一场关于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增长方式,许多学者都指出,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会出现恶化的趋势,如同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所说,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体制性的障碍,主要包括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利过大,把GDP的增长看作政绩的主要表现等等。

  2006到2010年的十一五规划重新规定了以提高效率转变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并且要求按照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精神,通过多方面的改革来消除这些体制性的障碍。但是,由于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没有取得进展,特别是在2004年出现经济过热以后,主要采取行政手段调结构,结果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

  在2010年,也就是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中共中央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的判断,然而直到十一五结束,经济方式转型仍然十分缓慢。

  由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仍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使得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宏观层面的货币超发、债务积累,杠杆率升高,以及社会矛盾凸显,就促使了朝野有识之士发出了重启改革议程的呼唤。

  2012年中共十八大不负重望,做出了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的深化重要领域改革的历史性决定,使得中国的发展历程出现了新的转机,中共十五大更加明确的指出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效的实现从高速增长阶段到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

  无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还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要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建立起一个好的体制,或者如习总书记在十九大上的报告所说的,构建起市场经济制度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节有度的现代经济体系。

  目前我们具备了构建这一体系的许多重要条件,首先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我国改革和发展经验的基础之上,为构建这一体系制订了顶层设计和路线图,一方面他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他要求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现上述这两方面的要求,就为高质量发展转型提供了可期待的制度基础。

  在这以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陆续发布了在各个领域推进改革的具体方案和指导意见,可以说新体制的设计已经基本齐备,现在的问题只在于能不能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使他们都落实到位。

  总而言之,能不能够有效的执行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的各项决定,确实推进改革,那是发展转型成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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